手帳

    在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大堂，一幅高挂墻壁的草書吸引了記者的視線——“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 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這幅千百年前中國唐朝詩人杜甫描繪的願景，如今已在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裏逐漸展現。從上世紀60年代的嚴重屋荒，到今 天鱗次櫛比的組屋樓群，近半個世紀來新加坡政府坐言起行，在不到700平方公裏的國土上大興土木建造公共住房，不但為440多萬總人口中的逾八成人提供住 所，而且還令新加坡成為全球唯一一個擁屋率接近百分之百的國家。

    “如果提起人民生活，我最為關注的是住房問題。”這是去年11月，在新加坡國 立大學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演講中的重要話語。在首次提出了經濟適用房要面向中產階層後，溫家寶參觀了新加坡大巴窯新城。在1964年，新加坡推行“居者 有其屋”計劃，大巴窯被定為第一個規劃組屋區。

    組屋個案居民鄭行寶一家：花十來萬新元輕松實現“大屋”夢

    2008年1月15日下午，記者冒著熱帶國家典型的滂沱驟雨，來到大巴窯，拜訪組屋居民鄭行寶一家。鄭先生一家三口住在一棟40層組屋樓的第39層百余平方米的五房式(一廳四房，實用面積約110平方米)。

    現年59歲的鄭先生是大巴窯一家咖啡廳裏的“頭手”，負責給客人泡制咖啡，每月工 資1500新元。53歲的鄭太太在家中“全職”相夫教子。夫妻倆生了一個女兒，現年15歲，正在上中學。鄭家所有的生活開銷單靠鄭先生一人的工資支持，比 照新加坡人平均月收入2400新元的標準，鄭家的經濟環境不算寬裕，入住五房式組屋似乎有點奢侈，然而，鄭先生這個“大屋夢”卻圓得並不吃力。

    1991年，鄭先生花了6.5萬新元，在大巴窯一棟10層建築內買下第一套兩 房式(一廳一房，實用面積約45平方米)的組屋。到2005年，這套組屋的市場價已經漲至20萬新元。這一年，負責組屋建設和銷售的新加坡建屋和發展局 (下稱“建屋局”)對該區實施舊組屋翻新工程，並在附近興建了一棟40層的新組屋樓，安置原組屋居民。鄭先生看中了其中一套售價為30多萬新元的五房式組 屋。

    建屋局于是按照市場價格支付鄭先生20萬新元，作為對收回第一套組屋的賠償，同時還發放一筆3萬新元的搬家費。由此，鄭先生無需申請貸款，而是直接拿出自己的積蓄，一次性付清剩余的房款，再花上兩萬多新元裝修房子後，一家人便順利搬入新屋，安居樂業。

　　組屋歷史建屋局處長葉振銘：四十多年組屋計劃政府補助159億新元

    在位于大巴窯的建屋局總部裏，建屋局房地行政與產業處處長葉振銘向記者回顧了過去四十多年，建屋局和其他政府部門大力推動公共住房從無到有的奮鬥歷程。

    據葉振銘介紹，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期，大部分新加坡民眾的居住環境狹小擁擠，骯臟 簡陋，“屋荒”問題嚴重。1960年2月1日，新加坡政府成立建屋局，初步計劃大力推動租賃組屋的建設。1964年，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一句“我們的 新社會，居者有其屋是關鍵”，揭開了建屋局大規模興建自住組屋的帷幕，中央公積金係統也隨之啟動。

    四十多年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努力，成就了今日新加坡典范式的公共住房係統。葉振銘表示，迄今為止，建屋局在彈丸國土內總共興建了大約90萬個組屋單位，組屋住戶佔全國總人口的81%。

    組屋市場除了政府負責開發的組屋項目外，還包括部分由私人發展商開發和銷售的“私人組屋”。對于鄭先生這樣的“拆遷戶”，政府出錢出力，幫助居民順利喬遷；對于首次購買組屋的民眾，政府更是不遺余力地在政策和金錢方面予以扶持。

    葉振銘說：“哪怕是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只要有一點積蓄，也能夠買組屋。建屋局將根據其收入發放貸款，確保購房者每月還款額比例不超過其收入的四成，房屋的分期付款最長期限可為30年。此外，購房者同時還可以申請商業貸款。”

    據介紹，建屋局對組屋的定價不以成本為考量。葉振銘笑言：“多年來建屋局幾乎一直 都在做虧本生意。”根據他透露的數據，在2006年～2007年財政年度，建屋局虧損了7.4億新元。建屋局的赤字由政府資金填補，而從政府開始撥款計 算，至今累積的政府補助金總額已達159億新元。

    組屋轉售地產經紀劉業豐：二手組屋的轉售價與商品房相差四五倍

    熟悉新加坡商品房交易市場的亨特斯公司地產經紀劉業豐向記者表示，一手組屋的價格 自然低廉，即使是二手組屋的轉售價，與商品房價格相比，最多也可相差四五倍。劉業豐舉了個例子：繁華路段一套三房式組屋轉售價大約60萬新元，而同地段的 三房式商品房售價至少為300萬新元。劉業豐表示，很多早年用低廉價格買下組屋自住、如今手裏有點閒錢的新加坡人，會考慮“升級”，賣掉小房換大房，甚至 購買商品房用作出租等投資用途。

    鄭太太告訴記者，小區內一套同類型的五房式組屋，最近剛以70多萬新元的價格轉售。按照政府規定，戶主在組屋住滿5年後，就可以將組屋轉售他人。鄭太太表示，將來如果女兒出嫁了，他們也會考慮把現在的組屋賣掉，換一套小一點的房子來住。

    最近幾年，新加坡無論組屋還是商品房的價格均呈現上漲的勢頭。劉業豐表示，近年來 新加坡商業房轉手價格有升無跌，2006年至今平均漲幅達到300%。對此，葉振銘表示，建屋局會靈活調整一手組屋的投放量，借此間接遏制二手組屋的上漲 勢頭。但他強調，政府不會直接幹預或者調控組屋的轉售價。

    組屋租賃過低收入人士：月入少于1500新元家庭只交10%租金

    據了解，在目前居住組屋的人口中，有95%在政府居者有其屋的計劃下購買了房子，其余半成收入過低、處在社會底層的過低收入人士，則選擇租賃組屋居住。

    葉振銘表示，建屋局也特別針對過低收入人士的情況制定租賃組屋計劃，由政府提供大量津貼，幫助他們找到安居之所。

    舉例子來說，月收入少于1500新元的家庭，可以申請租賃一房式(實用面積約33平方米)或者二房式的組屋，政府最低以市場租價的10%來收取租金。如果家庭月收入不超過800新元，一間一房式組屋的每月租價只在26～33新元左右。

    ●申請購買組屋的家庭，成員最少只需兩個人即可；

    ●申請者家庭月收入不超過8000新元；

    ●第一次買房的家庭，可以向建屋局購買組屋，組屋以低于市場價售出；也可以購買二手組屋，政府將視買房家庭的收入狀況，提供1萬至7萬新元不等的津貼，存入買房者的公積金戶口；

    ●為了強化東方家庭的價值觀，如果購房者選擇在靠近父母居住的地點購買二手組屋，還能額外獲得1萬新元的津貼。

    記者手記：嚴密規范是成功關鍵

    在構建公共住房保障係統方面，新加坡無疑是成功的。究其成功的原因，在採訪之前，記者多少有點不以為然：“畢竟新加坡規模小。”——面積小，人不多，政府決策和施政的難度自然大大降低。

    但是，隨著採訪的深入，記者開始意識到，以為新加坡國小好辦事、國小易出成績的看法，未免片面。除了富有遠見的精準決策，新加坡建屋局等政府部門坐言起行和高效廉潔的作風，是成功不可或缺的條件。

    為了保證組屋計劃行之有效，建屋局在各個環節都設立了嚴密細致的制度規范，並嚴格遵守和執行。

    譬如，限制居民購買組屋的次數、規定戶主在一年之內不能整房出租、5年之內不能轉 售組屋，也不能用于商業經營；一個家庭只能同時擁有一套組屋，如果要購買新房子，舊組屋必須退出來，以防投機多佔等；此外，民眾購買組屋時必須提供翔實的 資料，一旦發現弄虛作假，最高可處以5000新元或者6個月監禁的嚴懲……這些規定的制定和實施，無疑有效地避免了公共住房市場出現混亂，弱勢群體權益得 不到保障等問題。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合作項目協調人楊沐博士

    新加坡也經歷過廣東這樣的過程

    廣州日報：中國特別是廣東目前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期，與當年的新加坡可類比嗎？

    楊沐：目前國內到新加坡考察後有兩個極端的觀點，一個是新加坡的發展模式有太多可以模倣借鑒的，另一個是新加坡只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不可模倣。我認為這兩種觀點都太極端了。廣東目前的人均GDP在四千美元，新加坡是三萬一千美元，新加坡也經過廣東這樣的過程。

    廣州日報：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中國正面臨著土地、環保等問題和尖銳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當年新加坡出現過嗎？

    楊沐：我認為廣東下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眼光應當更開闊一點，比如說我們今天遇到很多問題，如環保、產業轉移問題等，看起來是經濟范疇，其實背後是與稅收、財政、幹部選拔機制等問題聯係在一起的。

    解決貧富差距增大 應實行累進消費稅

    廣州日報：目前珠三角已出現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轉移，您覺得會出現經濟空洞化的問題嗎？

    楊沐：我覺得這個問題在中國特別是沿海地區有可能出現，一些企業因為成本上升移出去了，但怎麼留住它的總部、研發中心等等，怎麼吸引和培育新的產業，這裏新加坡政府下了很多工夫，其政府的管制能力是值得借鑒的。新加坡政府為了提高競爭力不久前調了稅。

    另外，在思維上也要有所突破。一直說中國是制造業鏈條中最底層的，利潤最低，我們為什麼不換一個思路，走出去直接買下美國、意大利的品牌，直接分享高額收益？我們甚至可以把制造放到越南去。

    廣州日報：貧富差距的擴大也是中國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聽說目前新加坡的貧富分化也在不斷加劇，新加坡政府有沒有什麼措施來應對這個問題呢？

    楊沐：貧富差距擴大是一個全球現象。我個人認為要解決貧富差距增大問題，應當把累進所得稅改革為累進消費稅，消費越多收稅也就越多。 （王希怡 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