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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真是難以告別。
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換屆、雪災、地震、北京奧運、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每一個企業家的表情都定格在這個大背景中。
普通人不可能像會計出身的胡潤那樣,從數字裏嗅出“富翁的味道”,甚至很難讀懂一份專業的財務報表。所以,我們試圖越過財富的數字,從企業家創富路徑,看看他們內心的風景。
撲面而來的“爭議”
“萬科的LOGO”王石一直很偶像,可今年這個“最令人尊敬的企業家”陷入了“負擔門”風波,他健康、公益、富有責任心的形象,第一次受到公衆質疑。
“企業給地震捐兩百萬是合適的”、“慈善不能成爲企業負擔”的言論,引發了他個人信譽最大的次生災害。數周內,他進入了自己痛苦的“汶川時間”。網友“不管你征服多少座高峰,你的心靈卻高不過一座墳頭”的批評,讓這個胡子拉渣的硬漢不得不承認自己依然很“青澀”。
他的錯誤是,在不合適的時間表達出的慈善理念,觸及了公衆的主流價值底線。
當保險業巨頭美國國際集團(AIG)宣布,因爲金融危機,業績不佳,其董事長兼總裁愛德華·李迪將僅領取1美元年薪時,想象力再貧乏的人都會聯想到,坊間怨聲載道的拿天價年薪6616萬元之巨,每天收入18.12萬元的馬明哲。
1美元和6616萬人民幣深深刺痛著“中國國情”。
苦孩子出身、戴18元“蒙牛領帶”的實幹家牛根生,他“經營企業就是經營人心”的企業理念,他“裹屍布沒有口袋”的裸捐行爲,曾感動了整個中國。但三聚氰胺讓這個把“奶賣到太空”的牛根生,坐上了輿論的“神舟5號”,陷入爭議的漩渦。他電視上大講“小勝靠智,大勝靠德”的形象被顛覆,一夜間這個圈內的老大哥,被公衆挂上沈重的道德十字架。
“蒙牛陷入了最危險的時刻”。
顯然,這個掉進質量“陷阱”的牛根生,忘記了傑克·韋爾奇的忠告:你要變成質量問題的瘋子,否則質量問題將把你變成瘋子。
至今很少接受媒體采訪的“技術瘋子”任正非,被稱爲“一頭獅子帶領一群綿羊,准能戰勝一只綿羊帶領的一群獅子”的那頭“獅子”,同樣難逃媒體的責難。
盡管任正非和他的華爲成爲中國企業30年的一個另類符號,他用軍事企業管理理念,用毛澤東兵法治商、走農村包圍城市路線,把華爲帶向世界,戰功赫赫,可華爲員工自殺事件、辭職風波、勞工問題,讓這個“最優秀的企業家”又擔上“最冷血的企業家”名號。
人們一邊爲任正非的決斷力叫好,一邊反思他的狼性、獅性文化。
甚至有人將法國企業界的一句名言送給“榨幹機”任正非:“愛你的員工吧,他會百倍地愛你的企業。”
不得不提中國首富黃光裕那顆淩厲的光頭,曾經它被稱作圈內最智慧的頭,可事發後,被證明那“不是高僧的光頭,而是黑社會老大的光頭”。因爲操縱股價被拘捕,如同過山車一樣,他的財富帝國跌進了有生以來最殘酷的日子。他的“原罪”和“犯罪”,一股腦兒地被抛在了“並不健忘”的公衆面前。
當這些公衆眼中的企業家明星們突然“崩潰”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審視他們爲何如此。
形象集體崩潰的背後
剛剛以英雄的姿態成爲商業雜志的封面人物,卻可能在幾個月之後銷聲匿迹甚至淪爲階下囚。中國的一些企業家,如螃蟹般,一紅就死。
爲什麽企業家的形象如此脆弱?中國有具有真正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家嗎?
在美國,每16個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在歐洲,每2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在日本,每3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而在中國,每200人中還找不到一個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
人們不得不追問爲什麽我們鮮有真正的企業家。
黃光裕出了問題,有人說是不守規則惹的禍;牛根生出了問題,有人說真正的禍首是行業潛規則。但是,當黃光裕、牛根生這樣一批人都出了問題時,誰能知道,那又是誰的錯?難道是制度陷阱?
在這個陷阱密布的企業森林,朱新禮似乎是個異數。
盡管網上八成的網民反對可口可樂收購彙源,盡管他被罵爲商界的“範跑跑”、“中華民族的叛徒”,滔天的“口水戰”把商業事件升級成了民族道德事件,可他仍然堅持“把企業當兒子養、當豬賣”的企業理念,力排衆議,以“上帝都動心的價格”把彙源出售給洋品牌。
這個農民執意脫下民族品牌這件“華麗卻長有虱子的袍”,選擇了一件能“過冬的棉襖”。
他的企業理念不爲人左右,他很清楚自己想幹什麽。他選擇了從競爭激烈的下遊銷售産業退出,轉向上遊,回到果園,跟農民在一起,爲果子找出路。他認爲這是他的“藍海”。
顯然,並不是所有的企業家禁得起經濟周期的下行趨勢,找到自己的“藍海”。嚴格的說,當下,少有企業家有恒定的企業精神和企業倫理。
爲什麽關于企業家的爭議如此多。爲什麽商人與官員的界限如此混沌不清: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學者,而學者也像商人。
這都是“不確定”鬧的。
經濟學家張維迎把不確定性,劃分爲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政策的不確定性(制度的不確定性)。創新劃分爲技術的創新、商業的創新與制度的創新。
我們中國企業家很多時間在忙于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在忙于制度創新,而西方企業家主要在忙于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技術、商業的創新。
沒錯,我們的很多企業家把才華過多地花費在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上,正如“工夫在詩外”,稍有不慎,企業家就會掉進各種“陷阱”。在灰色地帶打撈第一桶金,後來縱橫股市的資本玩家黃光裕,就是典型的例子。
當制度存在陷阱時,我們沒有理由抱怨惟利是圖的“威尼斯商人”嗎?
回歸企業家精神本位
熊彼特說,企業家的職能本位是創新,“建立一種新的生産函數”,把一種關于生産要素和生産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産體系。
“汽車瘋子”亨利·福特懸賞2.5萬元,征求有辦法讓他在每一台汽車上節省一個螺釘和螺帽的人。正是這種沒有止境的技術創新,讓他擁有了汽車王國。
劉永行每生産出一種新的豬飼料,都要嘗嘗是什麽味道,“這樣我才知道豬吃了是什麽味道。”這個聽黨的話、看政府的臉色做事、從不鑽政策的空子的“常青樹“,始終在危難時刻,能讓家族生意避開政策調控的鋒芒。他遠離官場的潛規則,把最大的精力放在實業創新。他與黃光裕同樣被稱爲“首富”,卻有不同的路徑。
張維迎斷言:中國未來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家是不是由尋租活動轉向創造價值的活動。
紛爭的2008,讓很多人看到了,回歸企業家精神本位的刻不容緩。這一年,一條啓示錄是:全心全意經營企業,而不是刻意地去經營企業家自己。
管理大師德魯克說,根本沒有成功這一回事,生命是一個過程,所有的成功不過是我們用以自鑒的鏡像,直到有一天,我們看到的是滄桑和衰老。
責任、財富良心、慈善是這幾年的流行詞。企業家的精神內涵半徑在擴大。
可企業家精神終歸是個“大詞”,李嘉誠用他的行爲作了注腳。一次在取汽車鑰匙時,李嘉誠不慎丟落一枚兩元硬幣,硬幣滾到車底。當時他估計若汽車開動,硬幣便會掉到坑渠裏,便蹲下身欲拾取。此時旁邊一名印度籍值班員見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誠收回該硬幣後,竟給他100元酬謝。
李嘉誠對此的解釋是:若我不拾這枚兩元硬幣,讓它滾到坑渠,這枚兩元硬幣便會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給了值班員,值班員便可將之用去。錢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費。
這件小事說明了李嘉誠的一種財富哲學,也說明了他的思維風格,這就是用社會總淨值的增損來判斷個人行爲合理與否。
“裸捐”的比爾·蓋茨認爲,企業家只是窮人的信托人和上帝在人間的“財富管家”,積累財富不是爲了一己,而要還給社會。
馬雲有言,做企業有三重境界,分別爲生意人、商人和企業家:生意人是完全的利益驅動者,爲了錢什麽都可以做;商人重利輕離別,但有所爲,有所不爲;而企業家是帶著使命感要完成某種社會價值。如果一個人腦子裏想的是錢,就永遠不會成功,就永遠不能成爲企業家。只有當一個人想著去幫助別人,去爲社會創造財富,爲國家發展做貢獻的時候,才能真正成功。
馬雲這段有名的話,應和了管理大師德魯克的理念。
有人問德魯克:“我如何才能成功?”德魯克回答說:“如果你不改變你提問的方式,那麽你注定不會成功。”人又問:“我該如何提問呢?”德魯克說:“只有你先問‘我該如何貢獻?’你才能獲得成功。”
顯然,拿馬雲、德魯克的尺子去量,我們少有真正的企業家。
也許,這個冬天,企業生存維艱,談企業家精神本位,實在是件奢侈的事兒,活著才是頭等大事。
借用“一臉卡通”馬雲的話:連“朱堅強”都能活,你爲什麽不可以?
來源:中國新聞網
《聯合早報網》
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換屆、雪災、地震、北京奧運、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每一個企業家的表情都定格在這個大背景中。
普通人不可能像會計出身的胡潤那樣,從數字裏嗅出“富翁的味道”,甚至很難讀懂一份專業的財務報表。所以,我們試圖越過財富的數字,從企業家創富路徑,看看他們內心的風景。
撲面而來的“爭議”
“萬科的LOGO”王石一直很偶像,可今年這個“最令人尊敬的企業家”陷入了“負擔門”風波,他健康、公益、富有責任心的形象,第一次受到公衆質疑。
“企業給地震捐兩百萬是合適的”、“慈善不能成爲企業負擔”的言論,引發了他個人信譽最大的次生災害。數周內,他進入了自己痛苦的“汶川時間”。網友“不管你征服多少座高峰,你的心靈卻高不過一座墳頭”的批評,讓這個胡子拉渣的硬漢不得不承認自己依然很“青澀”。
他的錯誤是,在不合適的時間表達出的慈善理念,觸及了公衆的主流價值底線。
當保險業巨頭美國國際集團(AIG)宣布,因爲金融危機,業績不佳,其董事長兼總裁愛德華·李迪將僅領取1美元年薪時,想象力再貧乏的人都會聯想到,坊間怨聲載道的拿天價年薪6616萬元之巨,每天收入18.12萬元的馬明哲。
1美元和6616萬人民幣深深刺痛著“中國國情”。
苦孩子出身、戴18元“蒙牛領帶”的實幹家牛根生,他“經營企業就是經營人心”的企業理念,他“裹屍布沒有口袋”的裸捐行爲,曾感動了整個中國。但三聚氰胺讓這個把“奶賣到太空”的牛根生,坐上了輿論的“神舟5號”,陷入爭議的漩渦。他電視上大講“小勝靠智,大勝靠德”的形象被顛覆,一夜間這個圈內的老大哥,被公衆挂上沈重的道德十字架。
“蒙牛陷入了最危險的時刻”。
顯然,這個掉進質量“陷阱”的牛根生,忘記了傑克·韋爾奇的忠告:你要變成質量問題的瘋子,否則質量問題將把你變成瘋子。
至今很少接受媒體采訪的“技術瘋子”任正非,被稱爲“一頭獅子帶領一群綿羊,准能戰勝一只綿羊帶領的一群獅子”的那頭“獅子”,同樣難逃媒體的責難。
盡管任正非和他的華爲成爲中國企業30年的一個另類符號,他用軍事企業管理理念,用毛澤東兵法治商、走農村包圍城市路線,把華爲帶向世界,戰功赫赫,可華爲員工自殺事件、辭職風波、勞工問題,讓這個“最優秀的企業家”又擔上“最冷血的企業家”名號。
人們一邊爲任正非的決斷力叫好,一邊反思他的狼性、獅性文化。
甚至有人將法國企業界的一句名言送給“榨幹機”任正非:“愛你的員工吧,他會百倍地愛你的企業。”
不得不提中國首富黃光裕那顆淩厲的光頭,曾經它被稱作圈內最智慧的頭,可事發後,被證明那“不是高僧的光頭,而是黑社會老大的光頭”。因爲操縱股價被拘捕,如同過山車一樣,他的財富帝國跌進了有生以來最殘酷的日子。他的“原罪”和“犯罪”,一股腦兒地被抛在了“並不健忘”的公衆面前。
當這些公衆眼中的企業家明星們突然“崩潰”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審視他們爲何如此。
形象集體崩潰的背後
剛剛以英雄的姿態成爲商業雜志的封面人物,卻可能在幾個月之後銷聲匿迹甚至淪爲階下囚。中國的一些企業家,如螃蟹般,一紅就死。
爲什麽企業家的形象如此脆弱?中國有具有真正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家嗎?
在美國,每16個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在歐洲,每2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在日本,每3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而在中國,每200人中還找不到一個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
人們不得不追問爲什麽我們鮮有真正的企業家。
黃光裕出了問題,有人說是不守規則惹的禍;牛根生出了問題,有人說真正的禍首是行業潛規則。但是,當黃光裕、牛根生這樣一批人都出了問題時,誰能知道,那又是誰的錯?難道是制度陷阱?
在這個陷阱密布的企業森林,朱新禮似乎是個異數。
盡管網上八成的網民反對可口可樂收購彙源,盡管他被罵爲商界的“範跑跑”、“中華民族的叛徒”,滔天的“口水戰”把商業事件升級成了民族道德事件,可他仍然堅持“把企業當兒子養、當豬賣”的企業理念,力排衆議,以“上帝都動心的價格”把彙源出售給洋品牌。
這個農民執意脫下民族品牌這件“華麗卻長有虱子的袍”,選擇了一件能“過冬的棉襖”。
他的企業理念不爲人左右,他很清楚自己想幹什麽。他選擇了從競爭激烈的下遊銷售産業退出,轉向上遊,回到果園,跟農民在一起,爲果子找出路。他認爲這是他的“藍海”。
顯然,並不是所有的企業家禁得起經濟周期的下行趨勢,找到自己的“藍海”。嚴格的說,當下,少有企業家有恒定的企業精神和企業倫理。
爲什麽關于企業家的爭議如此多。爲什麽商人與官員的界限如此混沌不清: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學者,而學者也像商人。
這都是“不確定”鬧的。
經濟學家張維迎把不確定性,劃分爲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政策的不確定性(制度的不確定性)。創新劃分爲技術的創新、商業的創新與制度的創新。
我們中國企業家很多時間在忙于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在忙于制度創新,而西方企業家主要在忙于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技術、商業的創新。
沒錯,我們的很多企業家把才華過多地花費在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上,正如“工夫在詩外”,稍有不慎,企業家就會掉進各種“陷阱”。在灰色地帶打撈第一桶金,後來縱橫股市的資本玩家黃光裕,就是典型的例子。
當制度存在陷阱時,我們沒有理由抱怨惟利是圖的“威尼斯商人”嗎?
回歸企業家精神本位
熊彼特說,企業家的職能本位是創新,“建立一種新的生産函數”,把一種關于生産要素和生産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産體系。
“汽車瘋子”亨利·福特懸賞2.5萬元,征求有辦法讓他在每一台汽車上節省一個螺釘和螺帽的人。正是這種沒有止境的技術創新,讓他擁有了汽車王國。
劉永行每生産出一種新的豬飼料,都要嘗嘗是什麽味道,“這樣我才知道豬吃了是什麽味道。”這個聽黨的話、看政府的臉色做事、從不鑽政策的空子的“常青樹“,始終在危難時刻,能讓家族生意避開政策調控的鋒芒。他遠離官場的潛規則,把最大的精力放在實業創新。他與黃光裕同樣被稱爲“首富”,卻有不同的路徑。
張維迎斷言:中國未來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家是不是由尋租活動轉向創造價值的活動。
紛爭的2008,讓很多人看到了,回歸企業家精神本位的刻不容緩。這一年,一條啓示錄是:全心全意經營企業,而不是刻意地去經營企業家自己。
管理大師德魯克說,根本沒有成功這一回事,生命是一個過程,所有的成功不過是我們用以自鑒的鏡像,直到有一天,我們看到的是滄桑和衰老。
責任、財富良心、慈善是這幾年的流行詞。企業家的精神內涵半徑在擴大。
可企業家精神終歸是個“大詞”,李嘉誠用他的行爲作了注腳。一次在取汽車鑰匙時,李嘉誠不慎丟落一枚兩元硬幣,硬幣滾到車底。當時他估計若汽車開動,硬幣便會掉到坑渠裏,便蹲下身欲拾取。此時旁邊一名印度籍值班員見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誠收回該硬幣後,竟給他100元酬謝。
李嘉誠對此的解釋是:若我不拾這枚兩元硬幣,讓它滾到坑渠,這枚兩元硬幣便會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給了值班員,值班員便可將之用去。錢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費。
這件小事說明了李嘉誠的一種財富哲學,也說明了他的思維風格,這就是用社會總淨值的增損來判斷個人行爲合理與否。
“裸捐”的比爾·蓋茨認爲,企業家只是窮人的信托人和上帝在人間的“財富管家”,積累財富不是爲了一己,而要還給社會。
馬雲有言,做企業有三重境界,分別爲生意人、商人和企業家:生意人是完全的利益驅動者,爲了錢什麽都可以做;商人重利輕離別,但有所爲,有所不爲;而企業家是帶著使命感要完成某種社會價值。如果一個人腦子裏想的是錢,就永遠不會成功,就永遠不能成爲企業家。只有當一個人想著去幫助別人,去爲社會創造財富,爲國家發展做貢獻的時候,才能真正成功。
馬雲這段有名的話,應和了管理大師德魯克的理念。
有人問德魯克:“我如何才能成功?”德魯克回答說:“如果你不改變你提問的方式,那麽你注定不會成功。”人又問:“我該如何提問呢?”德魯克說:“只有你先問‘我該如何貢獻?’你才能獲得成功。”
顯然,拿馬雲、德魯克的尺子去量,我們少有真正的企業家。
也許,這個冬天,企業生存維艱,談企業家精神本位,實在是件奢侈的事兒,活著才是頭等大事。
借用“一臉卡通”馬雲的話:連“朱堅強”都能活,你爲什麽不可以?
來源:中國新聞網
《聯合早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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