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10-25
  • 【沈雲驄】

麼,又哭了?打從瑪丹娜唱紅了那首〈阿根廷,別為我哭泣〉,每回只要這國家有個三長兩短,人們總會想起這歌名,然後替這倒楣的國家哀嘆一番。

先別忙著嘆。幾年來,倒楣、想哭的,又豈止是阿根廷?那些曾經看好這個國家,曾經捧著白花花銀子交給這個國家花用的投資者,才真欲哭無淚。

光是今年,幾乎所有跟阿根廷有關的金融工具,不管先前賺了多少,全吐了回去。阿根廷股市的Merval指數,本週創下四年新低。買了基金的台灣人,大量持有阿根廷股票的西班牙上市公司,全都苦水滿腹。

苦,對數世紀來的阿根廷人而言,從來就是生活中最自然的一件事。一九二九年,那場來自北方的金融災難,讓阿根廷,以及十幾個拉丁美洲國家,全陷入政治與經 濟雙風暴。安德魯.韋伯為舞台劇「艾薇塔」(Evita),寫下〈阿根廷,別為我哭泣〉這首名曲,劇中的主人翁──艾薇塔.貝隆夫人,就是成長於那個年 代。

這位鄉下出身、在酒吧中打滾的歌女,嫁給了當時的政治明星貝隆之後,居然有模有樣的當起政治人物來,成了勞工與平民的偶像,演出了一齣活生生的「麻雀變鳳凰」,也鼓舞了一整個世代的阿根廷人:給我機會,沒有什麼不可能。

這也就是為什麼,當三十三歲的貝隆夫人於五○年代突然病故,人民哀泣不已,彷彿自己的夢想與未來也隨之而逝。哭泣,在當時不只是為了夫人,也為了自己與國家前途的想像。

然而,看著近年來阿根廷所陷入的苦難,人們卻再也哭不出來。取而代之的,是憤怒。半世紀來,政黨輪了,領導人替了,期望中的好日子卻始終沒有降臨這個國家。

政客們選前仍然漫天亂開支票,選後繼續A錢,不斷從國庫中掏取花用。面對這樣的政府,人民不再哭泣,而是一次又一次地改用他們的憤怒,讓官員們不得不低頭。

比方說,幾個月前,看見農產品出口業者賺了很多錢,政府硬要提高出口關稅。結果,農夫們天天在街頭上抗議,癱瘓了首都,最後迫使議會否決了政府的提案。

國際上的投資者,今天更是愈來愈無情地看著這個國家。這星期,市場之所以瞬間重挫,背後就夾雜了投資者多年來的眾多舊恨與新仇。

看在國際金融界眼中,阿根廷一直是中南美最「不老實」國家之一。包括該國所公布經濟指標,就經常受質疑。拿通膨率說,官方所公布數字,只有九%,看起來比兩位數的巴西、委內瑞拉「好」很多,但是,問問當地的老百姓就知道,實際上的通膨率,至少二○%。

而舊恨之中,最讓國際投資者氣憤不已,當數二○○一年「賴賬事件」。跟許多新興國家一樣,當國庫沒錢,阿根廷都是靠著對外發行公債來因應。

年復一年,濫借所累積下來的債務,已經高到阿根廷無論如何都還不出來,最後,政府不顧信用破產,逕自宣布債券無效,讓高達八一○億美元公債的持有者,暴跳如雷。

三年多前,政府雖然與債主們協商,但只願意還三成五的欠款。念在有總好過沒有,最後有近八成的債主被迫認賠妥協。經此事件,阿根廷聲名狼藉,幾年來就算缺錢,也只能靠著零星借款,以及鄰國委內瑞拉的友情支助。

這幾天,總統費南德茲夫人說,要接管民間經營的退休基金,硬要吃下總共高達近三百億美元的資產,就勾起人們對當年賴賬事件的記憶,投資者無情地用冷到不行的市場,就是要讓阿根廷難看。

除了股市,該國平常約有十億美元成交量的債市,週三根本乏人問津,線圖就像這兩天的台股,幾乎躺平。還有,信評機構也同樣不給面子,就在前天,加拿大一家信評公司就調降了阿根廷的長期債信,理由是:有「政府扣押民間資產與侵犯財產權」的疑慮,「傷害政府信用」。

在這樣壓力下,國會下周預料將會設法禁止政府,輕率地動用這筆資金,否則很難讓無情投資者回心轉意。「政府事先根本沒想過後果,」曾當過經濟部長的拉瓦納前天感慨說,尤其是「對於投資與信用上的傷害」。

是的,讓人民哭泣年代已遠去,當政府言而無信、政客揮霍胡為,人民當然要憤怒,投資者當然要無情。

觀念平台─偶然還是必然

【陳柏謙】

短短一年間,由次級房貸風暴所引發的金融危機,擴散速度之驚人,如同《經濟學人》雜誌形容:已將世界一步步逼向懸崖邊緣。這場由美國出發的金融危機,在金融全球化推波助瀾下迅速橫跨大西洋蔓延至歐洲,同時也逐漸從金融市場蔓延到了實體經濟。

對照此刻所面臨嚴峻的挑戰與隨之而來的全面經濟衰退壓力,很難想像不久前,強調市場機制神聖不可侵犯,以及對自由化/私有化政策近乎無條件 支持的意識形態,才裹著與進步畫上等號的「全球化」外衣所向披靡。如今再度盤旋於國際媒體及輿論上空的,卻是一九二九年大蕭條的陰影與幽靈。

七十年前凱恩斯對傳統經濟學近乎革命式地改寫成功救活了一度瀕臨休克的資本主義,也帶來了史上最長一段榮景。

因此面對此刻危機,凱因斯學派似乎再次奪回發聲權;被歸類為新凱因斯學派的新科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克魯曼,最新一篇專欄中開出一帖「歷久彌新」處方:擴大公共建設與發放失業給付;簡直就與當年凱因斯所提建議如出一轍。

經濟政策吹起復古風外,昨是今非的論調更是處處可見。部分歐美傳媒等不及宣告:由雷根、柴契爾主導強調去管制的放任市場主義已然壽終正寢,思索資本主義的未來成了最迫切的提問。

近年來飽受攻訐的國家,一躍成了拯救危機的最後希望。英、法等國政治領袖紛紛義正詞嚴高呼:全球需要一個新形式的資本主義體制,以建立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新秩序。

對於「新形式資本主義」、「新秩序」等空洞的政治修辭,或許無需認真看待;但重回凱因斯主義就能夠再次成功地拯救此次危機嗎?事實上,過去三十年來凱因斯主義的根基在新自由主義全面侵蝕下,國家性質、資本規模與勞工集體力量間此消彼長早已有了巨大的改變。

國家在資本流動的威迫下流失稅基亦喪失了對資本管控能力,大幅舉債等同於拿廣大受雇者納稅家庭日後沉重負擔,來為資本主義進行緊急輸血急救。

而二戰以來建立起的福利共識與社會安全網,這些年來被削減得體無完膚。

勞工在國家與資本兩面進擊下,集體力量大不如前。更關鍵的是,資本擴張更發展至新的階段,若留意此次危機另一面向即可發現,伴隨著倒閉潮,除了國有化外,更造成進一步企業整併與擴張,危機對壟斷資本集中,反而起了進一步推進效果。

在這樣的環境與條件下,凱因斯主義還有能力再次扮演資本主義成功的救命華佗嗎?筆者無疑是相對悲觀的。

猶記得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時,美歐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與世銀猛烈批判亞洲國家發展模式下官商不分、監管不振的「親信資本主義」,是造成危機的主因,藉此要求採納金融自由化與大規模私有化。

但十年後規模數倍於當年危機卻來自資本主義中心的美國。難怪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夫質疑:若連資本主義發展數百年歷史的歐美都無法倖免於難,憑什麼要其他國家相信他們可以做得更好?

若是如此,這場危機可帶給我們什麼樣更深層的啟示?一九八一年身為新自由主義主要推動者雷根在就職演講中的名言:「政府不是我們問題的解 答,因為政府就是問題本身」。廿七年後,是否只需要將「政府」替換成「資本主義」,來作為這場危機的註腳;也許,在日後縮衣節食的年代中,會是值得重新思 考的嚴肅課題。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Print/0,4640,9710250081%2097102506%200%20112530%20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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