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環球網 www.stnn.cc 2009-02-09
自改革開放以來，新加坡就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30年來，新加坡是唯一的中國領導人點名學習的國家。在中國曆史上，似乎還沒有過心悅誠服向一個國家學習了30年、至今還方興未艾的先例。
爲什麽是新加坡？
30年來，中國的“新加坡熱”經曆了三個階段，而這三個階段，恰恰契合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不同階段。
在鄧小平1978年11月訪問新加坡歸來之後，新加坡這個經常被當時的中國媒體謾罵爲“美帝國主義走狗”的國家，轉而被譽爲公共住屋、花園城市及旅遊業的典範。“鄧小平1978年11月份訪問新加坡，12月份提出改革開放，後來李光耀說一定是鄧小平看到像新加坡、馬來西亞等等，那些過去被中國視爲南蠻的地方現在比中國發展得還要好，鄧小平認識到中國體制出現問題，所以必須改革。”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呂元禮教授告訴記者。
1990年代初，鄧小平南巡時稱贊新加坡“經濟秩序好，他們管得嚴，我們要借鑒他們的做法，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由此，從1992年開始全國掀起了學習新加坡的熱潮。也就是從這時開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開始爲中國培訓官員，逐漸有了“海外黨校”的稱謂。從1997年開始，中國市長協會組織一些市長赴新加坡參加“中國市長高級研修班”。1 998年，南洋理工大學專門開設以中文授課、招收中國學員爲主的管理經濟學碩士學位班。從2001年起，中組部和教育部先後開始向新加坡選送學員。由于學員大多數是市長或與市長同級別的廳局級領導幹部，因此當地人開始把這個班稱作“中國市長班”。
第三次就是在2007年，胡錦濤在十七大上提出繼續解放思想，在這個背景下，廣東省新任書記汪洋提出“叫板新加坡”。2007年8月起，深圳市政府兩次派大規模考察團去新加坡學習，與汪洋的要求一脈相承。雲南的昆明也發起了大規模的“問計新加坡，謀計新昆明”等活動，當地報紙大篇幅報道新加坡的經驗。
在呂元禮看來，中國之所以對新加坡情有獨鍾，首先是因爲領導人的治國理念相近，鄧小平和李光耀都是理性務實的人。鄧小平一直倡導的“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貓論”、“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抓緊時間幹”，在“姓社姓資”問題上的“不爭論”，與李光耀長期信奉的一切以行得通爲原則的“行得通論”；認爲演進而來的制度比制造出來的制度更優秀，提出鞋子“穿得越久，就越覺得合適”的“鞋論”， “讓我們培養這些技能和這種工業生産能力，是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將來怎樣，讓下一代去決定”的“存而不論”，其精神氣質是一脈相承的。
反之，如果是毛澤東時代，很難想象會提出學習新加坡，因爲毛的浪漫性格和李光耀的腳踏實地迥然不同，甚至兩人的生活習慣也毫無相同之處，毛的日常生活是“一庭花草半床書”，而李光耀則強調缜密、整潔、有條不紊，公開表示“我不喜歡我的桌子亂七八糟，如果不整齊，會影響我的精神”。
而在現實層面，從經濟建設、城市管理、環境保護到公共秩序，新加坡這個建國曆史只有40年的國家，已遠遠走到我們前面了。但這顯然不是最核心的原因，因爲世界上達到如此發達程度的國家還有很多。呂元禮認爲，政府觀念和作風相近等是更爲實際的原因。在現有的政治體制下，中國不可能學習美歐的兩黨、多黨輪流執政，中國官員會對新加坡産生親切感：原來世界上有一個管治理念如此像自己的地方，而且管理得很不錯。而成爲新加坡那樣政黨制度近似而又管理高效的國家，似乎是觸手可及的夢想。
被誤讀的新加坡
長期以來，中國人學習新加坡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兩國“國情相同”，很多中國人都誤以爲新加坡40多年前建國時，就像中國深圳一樣，是個一文不名的小漁村。其實新加坡早在1825年就開埠了，比香港還早了10多年。早在19世紀，總督萊佛士就采用了自由港免稅政策，新加坡很早就接觸了市場經濟，迅速成爲東南亞最大的港口城市。
香港學者梁成錦就認爲，新加坡曆來都是按城市功能設計和修造的，它既沒有沿海和內地差距，沒有東西部發展不平衡，也沒有城鄉差別。被萊佛士發現 3年後就變成國際貿易口岸的新加坡，與100多年來戰亂頻仍、剛聚精會神搞建設不到半世紀的中國相比，“從何說起‘國情相近’”？
另一個流傳已久的對新加坡的誤解是，新加坡的成功靠的是威權主義。呂元禮認爲，威權只是新加坡的一個方面，人民行動黨爲維持一黨長期執政，當然離不開利用執政資源來鞏固其統治，全面阻止反對黨坐大，更不允許其上台執政，但另一方面則必須以較好的政績和廉潔的作風來取得人民的信任，贏得他們的選票，鞏固自己的執政之基。人民行動黨能長期執政，關鍵是其貫徹了“爲民服務”的精神。“中國共産黨提倡的那些東西，在新加坡可以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國會議員和政府內閣成員，每周必須有一個晚上接待選民，最多的一年要接待5萬人，總理李顯龍也不例外。接待的房間很簡陋，經常連空調也沒有。
接待中，也不能因爲所反映的都是住房、孩子讀書、緩交水電費、子女不孝以及鄰裏糾紛等等雞毛蒜皮的事而拒絕接待或表現出不耐煩；過後議員要挨家挨戶走訪，一戶一戶地認識居民，國會議員在他的選區要確保大選前走訪每個家庭至少兩次，了解普通居民的生活和需求，以爭取選民的支持。“就這樣，選民還經常指責他們做樣子、不認真”。
新加坡官員的廉潔衆所周知，大多數中國人將之歸結于高薪養廉，而忽視了其背後的制度安排：新加坡法律規定，公務員要遵守財産申報制度，每年申報一次本人和配偶的財産情況，包括動産、不動産、貴重首飾、銀行存款、股票、證券等。
新加坡現行的《反貪汙法》共35條，規定了極爲嚴厲和詳細的懲罰措施。如新加坡環境發展部政務部長接受了印尼商人贈送的7張機票，攜帶家人旅遊，被發現後不僅被撤職，還被判刑4年。與此同時，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積金制度》，一個公務員每月可獲得月薪40%的公積金，工作時間越久，所得積蓄越多。據統計，高級公務員(司局級)到5 5歲退休時，公積金總額大約有80萬至90萬新元，相當于人民幣400萬至450萬元。如果在職時廉潔奉公，沒有貪汙腐敗和違法行爲，退休後，全家生活富裕，安居樂業。否則，這些錢會被全部沒收。
另外，李光耀對早年的左派政治對手林清祥“個人的清廉和他全心全意爲理想奉獻的精神表示敬意”，並承認，人民行動黨之所以有較高的道德水准，與建黨之初黨內存在“親共派”有關。爲了經得住“親共派”的攻擊，“非共派”必須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
向新加坡學什麽？
近代中國，嚴複等人當年主張學習英國，但是，到了清末立憲，僅僅因爲日本有天皇，爲了照顧皇帝的萬世一系，就轉而全面學習日本。這樣一路走下來，建立現代國家的努力終究未能走上正軌。其中的重要原因，自然和中國人長期以來奉行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學習方法有關：總希望走捷徑，希望繞過可能對自己不利的根本制度的變革，而只學習相對容易的技術和管理層面的知識，這種三心二意、投機取巧的學習，成效自然不彰。在長達30年的學習新加坡的過程中，這個問題同樣存在。
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員杜平曾撰文指出：凡是來自中國官方的人員，無論是政府、學術界還是新聞媒體，基本上都帶著急功近利的目標和心態而來。他們最關心的領域，大致上只是經濟、外資、城建。當然，了解一下新加坡反腐倡廉的經驗，也經常是考察的範圍，但大多都是淺嘗辄止。至于政府官員的工作作風，至于社會風氣，特別是下一代的成長環境，他們能否安全、健康而又體面地生活，似乎都不是令人感興趣的課題。
“中國高官班”的負責人、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吳偉在接受訪問時也提到，“從學員交來的論文初步題目看來，他們最感興趣的是新加坡的廉政建設、領導幹部績效制度、國有資産管理及政府如何應付突發事件等問題。”
學了30年，很多人對新加坡的認識還停留在“不允許吃口香糖”、“機場到市區的路是花園式的”、“ 罰款”、“ 鞭刑”、“儒家文化”、“宗鄉會館”及“新加坡人勤勞勇敢”等等這些表層的東西上，而沒有看到真正的差距，或者看到了也視而不見。沒有學到新加坡先進的表象背後的深層機制，新加坡恐怕只會是中國人的夢想，而很難變成現實。那麽，除了那些表面的好處，中國到底應該向新加坡學習什麽？
呂元禮教授認爲，最核心的部分包括以下三點：一是誠信。新加坡人做事嚴格按規矩辦，在中國人看來有些呆板，不知變通，但誠信正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中國目前重大的場合都有假唱，一些知名運動員的年齡成謎，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社會的不成熟。
二是新加坡延攬人才的機制。在新加坡，“組織”無處不在，人民行動黨四處尋找人才。李光耀認爲:“堪稱社會中流砥柱的人約300名。他們挑起策劃和執行政策的重擔。如果這300人共乘的珍寶客機不幸墜下，新加坡社會必將瓦解。這說明本地領袖人才是很有限的。”所以，新加坡政府希望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擔任高級領導人。納賢的對象主要是醫生、律師、會計、大學教授、企業家、銀行家等有能力、並且誠實和品德優秀的傑出人物。如果發現合適的人選，行動黨會勸他們棄職從政。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爲，行動黨從社會各領域廣泛吸納頂尖人才，爲人民服務，是確保其政治體系向社會保持開放的一個重要因素。他們進入黨之後，就強化了執政黨的合法性。反之如果主要依賴從內部體系培養精英，外部的精英無法進入，較可能産生官僚型官員，也使得政黨對社會的開放性不足。
三是一黨執政到底是如何保持廉潔的？呂元禮認爲社會主義必須吸收包括資本主義文明在內的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才能成功。一黨長期執政模式必須吸收包括兩黨輪流執政模式在內的各種模式的合理因素，才能有效。鄭永年也認爲民主的本質是競爭，而不是政黨的數量。
新加坡法律規定，5人以上可以組成政黨，各政黨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都有權參加國會選舉。目前登記的政黨有2 1個，除人民行動黨外，其他政黨主要包括：民主聯盟、民主黨、工人黨、民主進步黨等。上世紀70年代以來，每次大選都有6個以上政黨參加競選，反對黨也能獲得少量的議席。因此，人民行動黨的長期執政地位是由曆次大選即國會選舉確認的，具有憲制上的合法性和權威性。
另一方面有競爭的大選的存在，使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地位並非一勞永逸，而是面臨隨時可能下台的危險，這就迫使行動黨及其領導人，必須隨時體察選民的要求及其情緒的變化，不斷提高執政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高水平的管理建立在政府對社會信息的充分掌握之上。然而，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或者哪怕是在中國的一個省，政府很多時候根本就是盲人摸象，因爲政府無從確定自己究竟需要做什麽，政府所支配的資源應當向哪個方向分配。所謂的行政高效率，當然也就無從談起。
事實上，大國的管理要達到新加坡那樣的水平，反而非實行民主制度不可。因爲大國的事務繁多，統治者不可能事事明察秋毫，而官僚體制人數多，在信息和資源上占有優勢，所以高層執政者經常在博弈中處于劣勢。但相對于民衆來說，官僚在人數上沒有優勢可言。在民主的條件下，地方民衆與官僚在信息和資源上的不對稱大大減少，官僚就無法爲所欲爲，其行爲就得到強有力的制約。（趙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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