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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真是難以告別。
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換屆、雪災、地震、北京奧運、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每一個企業家的表情都定格在這個大背景中。
普通人不可能像會計出身的胡潤那樣，從數字裏嗅出“富翁的味道”，甚至很難讀懂一份專業的財務報表。所以，我們試圖越過財富的數字，從企業家創富路徑，看看他們內心的風景。
撲面而來的“爭議”
“萬科的LOGO”王石一直很偶像，可今年這個“最令人尊敬的企業家”陷入了“負擔門”風波，他健康、公益、富有責任心的形象，第一次受到公衆質疑。
“企業給地震捐兩百萬是合適的”、“慈善不能成爲企業負擔”的言論，引發了他個人信譽最大的次生災害。數周內，他進入了自己痛苦的“汶川時間”。網友“不管你征服多少座高峰，你的心靈卻高不過一座墳頭”的批評，讓這個胡子拉渣的硬漢不得不承認自己依然很“青澀”。
他的錯誤是，在不合適的時間表達出的慈善理念，觸及了公衆的主流價值底線。
當保險業巨頭美國國際集團(AIG)宣布，因爲金融危機，業績不佳，其董事長兼總裁愛德華·李迪將僅領取1美元年薪時，想象力再貧乏的人都會聯想到，坊間怨聲載道的拿天價年薪6616萬元之巨，每天收入18.12萬元的馬明哲。
1美元和6616萬人民幣深深刺痛著“中國國情”。
苦孩子出身、戴18元“蒙牛領帶”的實幹家牛根生，他“經營企業就是經營人心”的企業理念，他“裹屍布沒有口袋”的裸捐行爲，曾感動了整個中國。但三聚氰胺讓這個把“奶賣到太空”的牛根生，坐上了輿論的“神舟5號”，陷入爭議的漩渦。他電視上大講“小勝靠智，大勝靠德”的形象被顛覆，一夜間這個圈內的老大哥，被公衆挂上沈重的道德十字架。
“蒙牛陷入了最危險的時刻”。
顯然，這個掉進質量“陷阱”的牛根生，忘記了傑克·韋爾奇的忠告：你要變成質量問題的瘋子，否則質量問題將把你變成瘋子。
至今很少接受媒體采訪的“技術瘋子”任正非，被稱爲“一頭獅子帶領一群綿羊，准能戰勝一只綿羊帶領的一群獅子”的那頭“獅子”，同樣難逃媒體的責難。
盡管任正非和他的華爲成爲中國企業30年的一個另類符號，他用軍事企業管理理念，用毛澤東兵法治商、走農村包圍城市路線，把華爲帶向世界，戰功赫赫，可華爲員工自殺事件、辭職風波、勞工問題，讓這個“最優秀的企業家”又擔上“最冷血的企業家”名號。
人們一邊爲任正非的決斷力叫好，一邊反思他的狼性、獅性文化。
甚至有人將法國企業界的一句名言送給“榨幹機”任正非：“愛你的員工吧，他會百倍地愛你的企業。”
不得不提中國首富黃光裕那顆淩厲的光頭，曾經它被稱作圈內最智慧的頭，可事發後，被證明那“不是高僧的光頭，而是黑社會老大的光頭”。因爲操縱股價被拘捕，如同過山車一樣，他的財富帝國跌進了有生以來最殘酷的日子。他的“原罪”和“犯罪”，一股腦兒地被抛在了“並不健忘”的公衆面前。
當這些公衆眼中的企業家明星們突然“崩潰”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審視他們爲何如此。
形象集體崩潰的背後
剛剛以英雄的姿態成爲商業雜志的封面人物，卻可能在幾個月之後銷聲匿迹甚至淪爲階下囚。中國的一些企業家，如螃蟹般，一紅就死。
爲什麽企業家的形象如此脆弱？中國有具有真正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家嗎？
在美國，每16個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在歐洲，每2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在日本，每3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而在中國，每200人中還找不到一個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
人們不得不追問爲什麽我們鮮有真正的企業家。
黃光裕出了問題，有人說是不守規則惹的禍；牛根生出了問題，有人說真正的禍首是行業潛規則。但是，當黃光裕、牛根生這樣一批人都出了問題時，誰能知道，那又是誰的錯？難道是制度陷阱？
在這個陷阱密布的企業森林，朱新禮似乎是個異數。
盡管網上八成的網民反對可口可樂收購彙源，盡管他被罵爲商界的“範跑跑”、“中華民族的叛徒”，滔天的“口水戰”把商業事件升級成了民族道德事件，可他仍然堅持“把企業當兒子養、當豬賣”的企業理念，力排衆議，以“上帝都動心的價格”把彙源出售給洋品牌。
這個農民執意脫下民族品牌這件“華麗卻長有虱子的袍”，選擇了一件能“過冬的棉襖”。
他的企業理念不爲人左右，他很清楚自己想幹什麽。他選擇了從競爭激烈的下遊銷售産業退出，轉向上遊，回到果園，跟農民在一起，爲果子找出路。他認爲這是他的“藍海”。
顯然，並不是所有的企業家禁得起經濟周期的下行趨勢，找到自己的“藍海”。嚴格的說，當下，少有企業家有恒定的企業精神和企業倫理。
爲什麽關于企業家的爭議如此多。爲什麽商人與官員的界限如此混沌不清：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學者，而學者也像商人。
這都是“不確定”鬧的。
經濟學家張維迎把不確定性，劃分爲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政策的不確定性(制度的不確定性)。創新劃分爲技術的創新、商業的創新與制度的創新。
我們中國企業家很多時間在忙于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在忙于制度創新，而西方企業家主要在忙于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技術、商業的創新。
沒錯，我們的很多企業家把才華過多地花費在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上，正如“工夫在詩外”，稍有不慎，企業家就會掉進各種“陷阱”。在灰色地帶打撈第一桶金，後來縱橫股市的資本玩家黃光裕，就是典型的例子。
當制度存在陷阱時，我們沒有理由抱怨惟利是圖的“威尼斯商人”嗎？
回歸企業家精神本位
熊彼特說，企業家的職能本位是創新，“建立一種新的生産函數”，把一種關于生産要素和生産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産體系。
“汽車瘋子”亨利·福特懸賞2.5萬元，征求有辦法讓他在每一台汽車上節省一個螺釘和螺帽的人。正是這種沒有止境的技術創新，讓他擁有了汽車王國。
劉永行每生産出一種新的豬飼料，都要嘗嘗是什麽味道，“這樣我才知道豬吃了是什麽味道。”這個聽黨的話、看政府的臉色做事、從不鑽政策的空子的“常青樹“，始終在危難時刻，能讓家族生意避開政策調控的鋒芒。他遠離官場的潛規則，把最大的精力放在實業創新。他與黃光裕同樣被稱爲“首富”，卻有不同的路徑。
張維迎斷言：中國未來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家是不是由尋租活動轉向創造價值的活動。
紛爭的2008，讓很多人看到了，回歸企業家精神本位的刻不容緩。這一年，一條啓示錄是：全心全意經營企業，而不是刻意地去經營企業家自己。
管理大師德魯克說，根本沒有成功這一回事，生命是一個過程，所有的成功不過是我們用以自鑒的鏡像，直到有一天，我們看到的是滄桑和衰老。
責任、財富良心、慈善是這幾年的流行詞。企業家的精神內涵半徑在擴大。
可企業家精神終歸是個“大詞”，李嘉誠用他的行爲作了注腳。一次在取汽車鑰匙時，李嘉誠不慎丟落一枚兩元硬幣，硬幣滾到車底。當時他估計若汽車開動，硬幣便會掉到坑渠裏，便蹲下身欲拾取。此時旁邊一名印度籍值班員見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誠收回該硬幣後，竟給他100元酬謝。
李嘉誠對此的解釋是：若我不拾這枚兩元硬幣，讓它滾到坑渠，這枚兩元硬幣便會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給了值班員，值班員便可將之用去。錢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費。
這件小事說明了李嘉誠的一種財富哲學，也說明了他的思維風格，這就是用社會總淨值的增損來判斷個人行爲合理與否。
“裸捐”的比爾·蓋茨認爲，企業家只是窮人的信托人和上帝在人間的“財富管家”，積累財富不是爲了一己，而要還給社會。
馬雲有言，做企業有三重境界，分別爲生意人、商人和企業家：生意人是完全的利益驅動者，爲了錢什麽都可以做；商人重利輕離別，但有所爲，有所不爲；而企業家是帶著使命感要完成某種社會價值。如果一個人腦子裏想的是錢，就永遠不會成功，就永遠不能成爲企業家。只有當一個人想著去幫助別人，去爲社會創造財富，爲國家發展做貢獻的時候，才能真正成功。
馬雲這段有名的話，應和了管理大師德魯克的理念。
有人問德魯克：“我如何才能成功？”德魯克回答說：“如果你不改變你提問的方式，那麽你注定不會成功。”人又問：“我該如何提問呢？”德魯克說：“只有你先問‘我該如何貢獻？’你才能獲得成功。”
顯然，拿馬雲、德魯克的尺子去量，我們少有真正的企業家。
也許，這個冬天，企業生存維艱，談企業家精神本位，實在是件奢侈的事兒，活著才是頭等大事。
借用“一臉卡通”馬雲的話：連“朱堅強”都能活，你爲什麽不可以？
來源：中國新聞網
《聯合早報網》
http://www.zaobao.com/cninvest/pages2/cninvest_zong081216b.shtml
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換屆、雪災、地震、北京奧運、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每一個企業家的表情都定格在這個大背景中。
普通人不可能像會計出身的胡潤那樣，從數字裏嗅出“富翁的味道”，甚至很難讀懂一份專業的財務報表。所以，我們試圖越過財富的數字，從企業家創富路徑，看看他們內心的風景。
撲面而來的“爭議”
“萬科的LOGO”王石一直很偶像，可今年這個“最令人尊敬的企業家”陷入了“負擔門”風波，他健康、公益、富有責任心的形象，第一次受到公衆質疑。
“企業給地震捐兩百萬是合適的”、“慈善不能成爲企業負擔”的言論，引發了他個人信譽最大的次生災害。數周內，他進入了自己痛苦的“汶川時間”。網友“不管你征服多少座高峰，你的心靈卻高不過一座墳頭”的批評，讓這個胡子拉渣的硬漢不得不承認自己依然很“青澀”。
他的錯誤是，在不合適的時間表達出的慈善理念，觸及了公衆的主流價值底線。
當保險業巨頭美國國際集團(AIG)宣布，因爲金融危機，業績不佳，其董事長兼總裁愛德華·李迪將僅領取1美元年薪時，想象力再貧乏的人都會聯想到，坊間怨聲載道的拿天價年薪6616萬元之巨，每天收入18.12萬元的馬明哲。
1美元和6616萬人民幣深深刺痛著“中國國情”。
苦孩子出身、戴18元“蒙牛領帶”的實幹家牛根生，他“經營企業就是經營人心”的企業理念，他“裹屍布沒有口袋”的裸捐行爲，曾感動了整個中國。但三聚氰胺讓這個把“奶賣到太空”的牛根生，坐上了輿論的“神舟5號”，陷入爭議的漩渦。他電視上大講“小勝靠智，大勝靠德”的形象被顛覆，一夜間這個圈內的老大哥，被公衆挂上沈重的道德十字架。
“蒙牛陷入了最危險的時刻”。
顯然，這個掉進質量“陷阱”的牛根生，忘記了傑克·韋爾奇的忠告：你要變成質量問題的瘋子，否則質量問題將把你變成瘋子。
至今很少接受媒體采訪的“技術瘋子”任正非，被稱爲“一頭獅子帶領一群綿羊，准能戰勝一只綿羊帶領的一群獅子”的那頭“獅子”，同樣難逃媒體的責難。
盡管任正非和他的華爲成爲中國企業30年的一個另類符號，他用軍事企業管理理念，用毛澤東兵法治商、走農村包圍城市路線，把華爲帶向世界，戰功赫赫，可華爲員工自殺事件、辭職風波、勞工問題，讓這個“最優秀的企業家”又擔上“最冷血的企業家”名號。
人們一邊爲任正非的決斷力叫好，一邊反思他的狼性、獅性文化。
甚至有人將法國企業界的一句名言送給“榨幹機”任正非：“愛你的員工吧，他會百倍地愛你的企業。”
不得不提中國首富黃光裕那顆淩厲的光頭，曾經它被稱作圈內最智慧的頭，可事發後，被證明那“不是高僧的光頭，而是黑社會老大的光頭”。因爲操縱股價被拘捕，如同過山車一樣，他的財富帝國跌進了有生以來最殘酷的日子。他的“原罪”和“犯罪”，一股腦兒地被抛在了“並不健忘”的公衆面前。
當這些公衆眼中的企業家明星們突然“崩潰”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審視他們爲何如此。
形象集體崩潰的背後
剛剛以英雄的姿態成爲商業雜志的封面人物，卻可能在幾個月之後銷聲匿迹甚至淪爲階下囚。中國的一些企業家，如螃蟹般，一紅就死。
爲什麽企業家的形象如此脆弱？中國有具有真正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家嗎？
在美國，每16個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在歐洲，每2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在日本，每3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而在中國，每200人中還找不到一個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
人們不得不追問爲什麽我們鮮有真正的企業家。
黃光裕出了問題，有人說是不守規則惹的禍；牛根生出了問題，有人說真正的禍首是行業潛規則。但是，當黃光裕、牛根生這樣一批人都出了問題時，誰能知道，那又是誰的錯？難道是制度陷阱？
在這個陷阱密布的企業森林，朱新禮似乎是個異數。
盡管網上八成的網民反對可口可樂收購彙源，盡管他被罵爲商界的“範跑跑”、“中華民族的叛徒”，滔天的“口水戰”把商業事件升級成了民族道德事件，可他仍然堅持“把企業當兒子養、當豬賣”的企業理念，力排衆議，以“上帝都動心的價格”把彙源出售給洋品牌。
這個農民執意脫下民族品牌這件“華麗卻長有虱子的袍”，選擇了一件能“過冬的棉襖”。
他的企業理念不爲人左右，他很清楚自己想幹什麽。他選擇了從競爭激烈的下遊銷售産業退出，轉向上遊，回到果園，跟農民在一起，爲果子找出路。他認爲這是他的“藍海”。
顯然，並不是所有的企業家禁得起經濟周期的下行趨勢，找到自己的“藍海”。嚴格的說，當下，少有企業家有恒定的企業精神和企業倫理。
爲什麽關于企業家的爭議如此多。爲什麽商人與官員的界限如此混沌不清：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學者，而學者也像商人。
這都是“不確定”鬧的。
經濟學家張維迎把不確定性，劃分爲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政策的不確定性(制度的不確定性)。創新劃分爲技術的創新、商業的創新與制度的創新。
我們中國企業家很多時間在忙于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在忙于制度創新，而西方企業家主要在忙于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技術、商業的創新。
沒錯，我們的很多企業家把才華過多地花費在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上，正如“工夫在詩外”，稍有不慎，企業家就會掉進各種“陷阱”。在灰色地帶打撈第一桶金，後來縱橫股市的資本玩家黃光裕，就是典型的例子。
當制度存在陷阱時，我們沒有理由抱怨惟利是圖的“威尼斯商人”嗎？
回歸企業家精神本位
熊彼特說，企業家的職能本位是創新，“建立一種新的生産函數”，把一種關于生産要素和生産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産體系。
“汽車瘋子”亨利·福特懸賞2.5萬元，征求有辦法讓他在每一台汽車上節省一個螺釘和螺帽的人。正是這種沒有止境的技術創新，讓他擁有了汽車王國。
劉永行每生産出一種新的豬飼料，都要嘗嘗是什麽味道，“這樣我才知道豬吃了是什麽味道。”這個聽黨的話、看政府的臉色做事、從不鑽政策的空子的“常青樹“，始終在危難時刻，能讓家族生意避開政策調控的鋒芒。他遠離官場的潛規則，把最大的精力放在實業創新。他與黃光裕同樣被稱爲“首富”，卻有不同的路徑。
張維迎斷言：中國未來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家是不是由尋租活動轉向創造價值的活動。
紛爭的2008，讓很多人看到了，回歸企業家精神本位的刻不容緩。這一年，一條啓示錄是：全心全意經營企業，而不是刻意地去經營企業家自己。
管理大師德魯克說，根本沒有成功這一回事，生命是一個過程，所有的成功不過是我們用以自鑒的鏡像，直到有一天，我們看到的是滄桑和衰老。
責任、財富良心、慈善是這幾年的流行詞。企業家的精神內涵半徑在擴大。
可企業家精神終歸是個“大詞”，李嘉誠用他的行爲作了注腳。一次在取汽車鑰匙時，李嘉誠不慎丟落一枚兩元硬幣，硬幣滾到車底。當時他估計若汽車開動，硬幣便會掉到坑渠裏，便蹲下身欲拾取。此時旁邊一名印度籍值班員見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誠收回該硬幣後，竟給他100元酬謝。
李嘉誠對此的解釋是：若我不拾這枚兩元硬幣，讓它滾到坑渠，這枚兩元硬幣便會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給了值班員，值班員便可將之用去。錢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費。
這件小事說明了李嘉誠的一種財富哲學，也說明了他的思維風格，這就是用社會總淨值的增損來判斷個人行爲合理與否。
“裸捐”的比爾·蓋茨認爲，企業家只是窮人的信托人和上帝在人間的“財富管家”，積累財富不是爲了一己，而要還給社會。
馬雲有言，做企業有三重境界，分別爲生意人、商人和企業家：生意人是完全的利益驅動者，爲了錢什麽都可以做；商人重利輕離別，但有所爲，有所不爲；而企業家是帶著使命感要完成某種社會價值。如果一個人腦子裏想的是錢，就永遠不會成功，就永遠不能成爲企業家。只有當一個人想著去幫助別人，去爲社會創造財富，爲國家發展做貢獻的時候，才能真正成功。
馬雲這段有名的話，應和了管理大師德魯克的理念。
有人問德魯克：“我如何才能成功？”德魯克回答說：“如果你不改變你提問的方式，那麽你注定不會成功。”人又問：“我該如何提問呢？”德魯克說：“只有你先問‘我該如何貢獻？’你才能獲得成功。”
顯然，拿馬雲、德魯克的尺子去量，我們少有真正的企業家。
也許，這個冬天，企業生存維艱，談企業家精神本位，實在是件奢侈的事兒，活著才是頭等大事。
借用“一臉卡通”馬雲的話：連“朱堅強”都能活，你爲什麽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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